密歇根湖畔，母亲走过的沙滩上，我曾亲吻男孩｜三明治
作者｜小谭
编辑｜旁立
毕业前的两个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妈妈要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了，你期盼妈妈来看你吗？”
妈不会讲英语，妈从没来过美国，但妈就这么水灵灵地站在了我的面前。五月三十一号，我在奥黑尔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站楼，看见妈和爸推着两个小箱子两个大箱子，从嘈杂的人群穿过，穿过嘈杂的人群走过安检关口。
我接过妈手中的拉杆箱。“我来背吧。”我把手搭在她双肩包的背带上，她轻轻地推开了我的手，“不用了，我还背得动。”我没说什么，推着箱子，径直走向地铁站。
芝加哥的地铁刹车很急，列车驶过天桥的时候，刺耳的铁轨撞击车轮的声音折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这条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便投入使用的线路像是耄耋老人一样摇摇晃晃。我用腿抵住拉杆箱的滑轮，小心翼翼地用手扶着车门的边缘。
妈很兴奋，像是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孩童，用力端详着地铁的每一处角落。她指着贴在门口的海报，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你都看得懂这些写的是什么吗？”
“你还把他当小孩啊，”爸无奈地笑了笑。
我想起小时候，妈也曾这么教我。在那个绿皮火车的年代里，她会撕开方便面的塑料膜，指着上面的配料表问我，“你都认识这些字吗？”那时候，从广州到安仁的距离很远，一天一夜。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回到了海德公园，芝加哥大学的所在地。我们从画满涂鸦的地铁站走下来，妈打趣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海德公园不大，街道四四方方的，街道两旁的梧桐树长得正茂盛，浓密的树叶像是手掌一样罩住了微微发紫的晚霞。迎面有许多人朝我们走来，他们大多是学生，腰间斜挎着电脑包，穿着松松垮垮的卫衣，疲倦地涌向超市或是公寓大楼。我推着行李箱，从人流中小心翼翼地穿过；妈很兴奋，经过每一处屋子，她都要用手机拍下来。
“这个屋子里的花种得真好看，粉粉的。以后如果我退休了，也想住这样的屋子，每天种种花种种菜。”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妈在我的小时候便时常向我提起这个美好的愿景，在她勾勒的未来里，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她便在大房子旁搭一个小房子，房子后面有一个菜园。
但妈已经很久没有再提起这个她曾无数次提起的梦想了。
我们在海德公园里散步，妈和爸走在前头，我走在后头。七点钟的时候，天还未黑，我试图回想起上次这样一起散步是什么时候。
我们站在芝加哥大学的雷根斯坦图书馆门口，这个四方形的、用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建筑像是一个巨大的怪物一样突兀地矗立在海德公园里，与这所大学所闻名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格不入。
我让妈和爸站在图书馆门口的正前方，试图用相机给他们拍照。
“拍得精神一点，能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是我的骄傲。”妈笑得很开心。
在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拍照，大多也是毕业生和他们的父母。彼时的校园洋溢着毕业的欢快的氛围。我们走进主广场，工人们在将毕业典礼的椅子按照顺序依次排开，我望着广场尽头搭起来的临时舞台，舞台的正上方贴着一副歪歪斜斜的写着“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24”的联。明天的我就将穿过这个舞台，海德公园，这个我生活了四年的地方。
“你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学到的最有用的一课是什么？”爸突然问我。
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我不知怎么回答，从小学到大学，我似乎一直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爱上了数学吧。”
妈和爸拉着我给他们在数学系的门口拍照，说要记录我在这里学习的每一处痕迹。他们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我从诸多答案里选择了那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回答。我望着广场上的椅子，它们所处的草地还留有四四方方的印记，那些前不久刚被学校强制清除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们所搭建起来的帐篷，如今只有这浅浅的一道痕留了下来。
在海德公园里，发生了许多事，那些我未曾告诉妈和爸的事，塑造了另一个我，一个与我爸妈认知里不同的我。
密歇根湖的风很大，一股一股的，卷起一层一层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我和爸妈绕着沿湖的跑道走着。夏天的湖边很热闹，有许多人在岸边搭起篝火，烧烤，或是放烟花。
我坐在岸边的沙滩上，爸和妈在沙滩上踩水。晚风吹过脸颊的时候，像是微醺的爱人的一个吻，很舒服。我记起我第一次和男孩接吻，便是在密歇根的湖边。那是一个像无数夏日一样燥热的晚上，我和他躺在沙滩上，聊着未来或是明天要吃什么之类的话题。他用刚摸过湖水的手搭在我肚子上，凉凉的。男孩是生长在芝加哥的华裔，长得高高瘦瘦的，笑起来的时候脸颊上会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很好看。
我住的公寓正对着密歇根湖，在很多个晚上，我便会坐在窗前，望着漆黑的湖水。有时候湖面很平静，有时候浪很大，海浪的声音穿过高速公路的噪音，把风带到窗前。男孩会跟我坐在窗前，用手划过天空与湖面相割的平面，最后指着远方的一小微弱的光点。“那是印第安纳州的工厂，”他告诉我。在很多个晚上，我们就这么坐在窗前，不说话，静静的看着湖面，幻想着每一艘在湖面驶过的游船所要到达的远方。有时候会下雨，芝加哥的雨很大，雨水在窗玻璃上用力地划下伤痕。
傍晚的时候，会有成群的海鸥停在岸边，它们就这么杵在那儿，好似从没变过。从市区到海德公园的距离，十三公里。我走在前头，爸和妈走在后头。我们穿过一片篝火晚会营地，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或事芝大的学生，在这个夏夜的晚上和朋友小憩。他们开着噪音巨大的音响，用力地甩动着脖子或是双手，想要忘却一整个学年的压力。他们的双脚随着音乐有规律地踩踏着，在空旷的沙滩上留下浅坑。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可以闻到浓烈的酒精的气味。
这些燥热的学生时代的故事，在仲夏夜的晚上，像成瘾物一样，重新弥散在我体内。我记得男孩靠在我的怀里，手指轻轻划过我的大腿内侧，他的动作很轻，痒痒的。我看着他的头发被风吹动，用拇指揉捏着他的眉毛，思绪被拉得很长。
回想起这件事，已是两年前，不知怎么得，对这些细节却铭记于心。我在日记里写道，“那时候我们相拥，我们谈论诗歌与爱，海浪将思绪萦绕回文化年代，一泼冷水，我们原来在做爱，窗边已响起刺耳的鸣笛声，如同流着泪的胴体刺痛着青春最后的惘忽。”
“帮我拍张照。”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指引着妈站在岸边的一块礁石上，她笑得很开心。“你经常来这里散步吗？”她问我。
“有时候和朋友来，有时候自己来。”我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都做什么呢？你们也会这样喝酒吗。”
我没有回答妈的问题，那些在夏天，在密歇根湖旁所发生的这些那些的故事，都被风带走，很远很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会反反复复做同样的一个噩梦。我梦见我在外公的葬礼上，妈用那悲哀沙哑的语气哀求着我，“可是，我怎么会想到我的儿子是个同性恋呢。”
至此之后，我们便很少谈话，除了几通电话。其实能聊的话题不过那么几个，我们像密宗仪式般的互相叩问着你过得好吗我过得很好。妈似乎想再开口说些什么，但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觉得你变了，你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儿子了。”
我一时语塞。沉默半晌，便以我明天还要早起为理由逃离了。有那么几次，我开始恐惧接电话，我害怕妈在某个夜晚突然打来电话，开始急促地提及那几个她在外公葬礼上质问我的那几个问题。
再次接到电话是爸的声音，他无奈地说道，你妈把牙齿磕坏了。“过年的时候她硬要啃猪脚，五十多岁的人了哪啃得动那么硬的东西，她偏不听，这不磕坏了。”我看着手机对面的妈，鬓角的几缕白发虚掩着她空洞的门牙。她尴尬地闭上了嘴，过了许久才用手遮住嘴用露着风的语气跟我说话，“莫要紧的，你好好学习就好，不用管我。”
“注意安全。”她没再说什么。
有那么几次，妈在电话那头望着我，她端详着电话这头的我，细细说道，“你的眼睛像我，眉毛像我，可惜鼻子随了你爸，”她停顿了许久，“我觉得我这一生最伟大的事情便是生育了你和你妹妹。” 我一时语塞。
外公去世的那天，妈在电话那头哭诉着，“我没有爸爸了。” 她两片发青的嘴唇一张一合，喉咙不时发出一阵哽咽。那是我记忆中妈最脆弱的一次。
有那么几次，妈似乎不大愿意接我的电话。是爸接的。“你还没想通吗？”爸低沉地问我，“你知道我们是无法接受这件事的。我希望你做个正常的人。”我感觉电话那头有两道炽热的光线审问着我。爸叹了口气，“我记得你小时候是最听话的。” 这几句话像烙铁一般灼烧着我，我意识到我爸妈对我的不满源自于他们至今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一个重复的乖乖仔的形象。以至于爸妈面对现在的我只能无奈地自责说后悔在我十八岁的时候送出国，而我只能茫然地说可这就是完整的我，在你们面前的完整的我。
我们约有一年没有怎么讲话。直到妈在电话里说她要来看我的时候，我仍不可置信。当她站在密歇根湖旁，我感觉到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像余烬被点燃，重新在我体内燃烧。
“曹阿姨说要给你介绍一个女孩认识，她也在美国上学。”从湖边回到海德公园的时候，妈突然跟我提起。
我轻声哦了一下，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那个女孩很优秀的，你认识一下。”见我没有答应，妈又重复地问了一句。
“再说吧，很晚了。今天你们先休息吧。”
外公的葬礼之后，这大约是我和妈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小心翼翼地用互相试探着彼此的边界，都不愿去触及那个曾经让双方都痛苦的话题，只好用语言来互相博弈。
周末的时候，我提议去密尔瓦基玩。芝加哥和密尔瓦基的距离很近，火车一个小时。我坐在靠窗的座位，看着火车穿过平原，轨道将绿色的大地切割。
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密尔瓦基不大，市中心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下午六点的时候，大多数商铺已经关门，只有少数的便利店还亮着灯。
我们仨站在密尔瓦基的大马路上，试图辨别道路的名字和酒店的位置。妈和爸看不懂英文的路名，却喜欢指手画脚，“Hotel，我们是要找hotel吧！”
我笑了笑，指着其中一条岔路说道，“这边走三条街就到了。” 我们走得很慢，下午刚下过雨，人行道还是湿漉漉的。下天桥的时候，我扶着妈，小心翼翼地盯着一节一节阶梯。快到酒店的时候，她突然挣脱开我的手，兴奋地跑向大楼霓虹灯的招牌下，端望着这块巨大的、彩色的电子显示屏。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笨拙的跑步姿势，不知怎么的，鼻子一酸。
离开美国前，妈把我叫去房间，她郑重其事地将一个红包递给我，“这是我给你求的平安符，你好好收着。”
她端详着我的脸，“我已经两年半没有见过你了，你在美国好生照顾好自己，不要喝冰水，不要熬夜。”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
“你不要再搞......”
她把话又咽回去了。
我没说什么。
搬家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又找回了当年和男孩在密歇根湖旁拍的照片，相片里我们笑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们用文字暧昧地试探对方。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妈给的红包，将里面的东西轻轻抖出来，是一个小小的观音菩萨，是她托外婆在老家的土地庙里求的。
离别的那天，我望着爸妈，他们在安检口朝我招手，恍惚间我看到，十八岁那年，我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安检关口，妈也是这样在我身后，看着我消失在入口处。
写作手记
十八岁以前的大多数写作，是写给老师，写给考试，写给应试教育的。直到大学以后才开始通过写作来思考自我。与父母的矛盾是大多数东亚小孩一生必须要经历的成长的阵痛的过程，许多事情回过来想，发现和解总在许多年后。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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